经济特区法规在改革开放初期发挥了显著的试点功能，但近十几年来随着全国改革开放的势头跟进，尤其自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全局性推进，经济特区法规对改革的先行示范作用已经不再显著。
[3]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以很大力度回应了这一呼声。一是行政机关不是在强制性地剥夺该市场主体的自由与财产，而是出于管控风险、保全自己的考虑而不向其配置资源，所以不需要通过法律授权与正当程序获得正当性。
采取通报批评、公布违法事实等烈度居中的失信惩戒，则是通过广而告之的方式，提醒社会大众注意并预防交易风险。预防论的刑法并非刑法主流，以预防违法为主要目的的诸多行政强制措施只能依附于、混同于行政处罚进而被严格限制，即为鲜明例证。[24] （四）不利于社会信用制度的体系化 其一，不利于市场主体实施的市场性惩戒与行政机关实施的失信惩戒的体系化。[31]F. Pasquale, Restoring Transparency to Automated Authority,9 Journal on Telecommunications High Technology Law 235,248(2011). [32]See Ian O'Neill, Disparate Impact, Federal/State Tension, and the Use of Credit Scores by Insurance Companies,19(2) Loyola Consumer Law Review 151,152-153(2006). [33]参见《公平信用报告法》第1681条b款。正如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指出的，所有的，无论是家庭的、商业的或政治的各种经济和社会关系的互动都是交易，而且，每一个交易都有期望的经济维度与心理维度。
根据算法规制的场景化原则，[77]计算失信可能性及其危害程度的信用算法必须符合具体场景、具体领域下风险管控的需求，必须依托失信风险的类型与领域而类型化、具体化。（一）以信用算法作为失信惩戒法治化的中心 失信惩戒旨在管控将来的交易风险，因此信用算法是典型的预测算法。最后，智慧老龄化以数字技术与平台为依托，应当警惕智能技术的普及所引发的技术依赖，避免原本作为服务工具的技术手段，反倒凌驾于服务老年人的目的之上，以致剥夺老年人的尊严和主体性。
在国务院规范性文件的引领下，国务院各部委也围绕积极应对老龄化的重点任务联合或单独制发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内容涵盖营造老年人友好型社会环境、发展养老服务和健康保障事业、加强要素支撑等。劳动就业权和受教育权等与生产性老龄化相关的社会权，均属宪法上的积极权利，相应地，国家肩负着积极保障的宪法义务。上述宪法条文虽然没有突出强调老年人的主体地位，但老年人作为公民中的重要群体，自然也享有这些权利。 摘要：贯彻和践行积极老龄化理念，是系统推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依托。
为确保老年人上述基本权利的实现，国家应当积极履行保障义务。首先，在涉及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问题上，原则加例外是一种典型的立法模式。
例如，针对老年人的健康保障以及物质生存保障问题，2018年修正的社会保险法具体规定了老年人在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方面的权益（如第16条、第25条）。2021年，国家卫生健康委根据《关于开展示范性全国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工作的通知》（国卫老龄发〔2020〕23号）印发了《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评分细则（试行）》，从居住环境、出行设施、社区服务、社会参与、孝亲敬老氛围、科技助老和管理保障等方面，细化了老年友好型城市和社区建设的任务，形成了一个较为详尽的评价指标体系，这对于老年友好型社会环境的建设来说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总之，政策和法律应为老年人的参与指引方向、减轻压力、提供动力、纠正偏差、明确底线。智慧老龄化的实现依托于科技创新，但科技创新并不会自发服务于智慧老龄化，而是要在政策推动和法治引领之下，寻求与智慧老龄化价值目标的契合点。
适老化环境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离不开国家、社会、家庭、个人的共建共治。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劳动力短缺问题越发凸显。具体到制度设计方面，立法者可以要求网络平台等数字产业机构开发、设置适老化应用技术，可以鼓励平台应用个性化推荐的理念与方法提升老年人的生活便利度，如根据收集到的信息分析老年人的兴趣偏好，并据此为老年人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为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一系列规划部署，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政府应有意识地对希望发挥余热的老年人提供必要的培训，并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全社会支持老年教育培训事业。健康老龄化的实现，取决于个人的内在能力、生活环境，以及这二者的相互作用。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老年人是否继续参与劳动以及采取何种参与方式，都取决于他们的个人意愿与身体健康状况，社会各界应当尊重老年人的自我决定权。三是情感赋能，即通过社交媒体所形成的社交网络，增强老年人与同辈群体之间的沟通粘性，促成代际间的互动与情感交流，以减少老年人的孤独感，提升老年人的内在满足感。
智慧老龄化亦能为生产性老龄化促权，使老年人的权利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具备更易实现的可能性，间接提高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广度与深度。中共中央、国务院2019年印发的《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和2021年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出系统部署，明确了新时代老龄工作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根据该条款，不论人的年龄、身份、地位如何，都应享有不受支配免于歧视免于伤害的权利，具有发展和完善自我的资格，有权享受社会福利和保障、参与社会文化传承与公共生活。随着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将政策文件转化为法律制度的现实条件也将日益成熟。从立法内容来看，2018年修正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对积极老龄化健康、参与和保障机会最优化的意涵有较为丰富的体现。对此，智慧老龄化的解决方案是，成立老年人人力资源信息库，利用信息技术实时收集和匹配老年人的工作需求信息和用人单位的招聘信息，并根据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兴趣和特长向老年人推荐适合的工作岗位，助推老年人劳动权的实现。
近十年来，为倡导和落实积极老龄化理念，党和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其中既有从战略角度对老龄工作进行顶层设计的布局规划，也有为解决具体的老龄化问题而制定的政策方案或作出的政策答复。智慧老龄化对老年人的赋能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对老年人的行动与认知赋能，即通过对老年人个人信息的实时收集和分析，挖掘老年人的行为模式与需求特征，形成老年人的用户画像，根据老年人差异化的生命历程，为其提供个性化的精准服务，辅助其作出决策，以减轻老年人的认知负担。
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年龄限制，包括对就业年龄的限制和对参与其他社会活动的年龄限制，或许是老年人的社会参与面临的首要障碍。2021年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在专章规划老龄工作的同时，还将章名确定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再度强调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不仅凸显出老龄化社会治理的时代意义，也更加坚定了我国老龄事业的未来发展方向。智慧老龄化建设一方面应当践行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尊重老年人自主选择的基础上，根据老年人的需求和行为特征研发智能技术与设备，重视老年人的用户体验，并根据老年人的反馈改进技术或产品，积极促成设备研发者、平台方、照护人员与老年人之间的良性互动。
老年人的内在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老年人能否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保障老年人的健康权，需要遵循实质平等原则。在我国农村地区，因养老保险缴纳不全或给付金额难以保障基本生活，许多老年人至今还要靠自己的劳动或者家庭供给维持基本生活需求，处于老而不休、终身劳作的境况之中。更要推进积极老龄化，通过制度设计、物质安排、机会提供和条件保障，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能、老有所乐。
二、积极老龄化的法治基础与政策架构积极老龄化理念的践行，不仅需要国家充分履行对老年人各项基本权利的保障义务，也需要各类社会组织和个人广泛参与其中，共同营造积极老龄化的社会环境。我国虽已形成了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为核心的法律规范体系，且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也对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健康保障等作了许多具体规定，但在公共卫生医疗、医养结合、长期护理等领域，依然存在较大制度空白，亟需结合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基于预测、预防、医疗、照护的健康周期，形成从公共卫生到养老服务的全过程健康老龄化的法治应对策略。
在数字时代，提升老年人的技术适应能力，对于提升老年人的实质自由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虽然老年人的生理机能、认知能力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步下降，但其适度参与社会活动，仍然能为社会创造财富。
老年人参与经济社会生活的重点在于予而非取。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权脱胎于宪法上的获得物质帮助权，该项权利要求国家通过强制性的调整型分配，促成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参与到社会保障服务中。
要实现老有所为，除了需要老年人具备参与各类经济社会活动的意愿和能力，也需要国家为老年人享有更多参与机会提供制度保障。在后一意义上，积极老龄化是一种治理观念与公共政策方案。该法在2012年修订时，将法律文本中的老年事业修改为老龄事业，同时增加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国家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的表述，这表明立法者已经深刻意识到，人口老龄化既是对家庭保障、社会保障、经济发展和消费结构的挑战，又蕴含着极大的发展机遇。结语老龄化作为一种不可逆转的人口态势，既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自然过程，也是人口再生产模式转变的必然结果。
因此，有必要将对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延伸到对老年人信息权的保障层面。对于失能失智型老年人，可以借鉴儿童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征得老年人子女或监护人的同意。
因此，生产性老龄化的法治安排应尊重老年人的退休意愿，可以为其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但绝不能强迫其劳动。老龄化社会问题的治理，虽然涉及老年人的权益保障，但老龄化问题并不简单等同于老年人问题。
首先，应在良法善治中实现法治环境的适老化，这具体包括两方面任务：（1）规范体系的适老化，即不仅要完善专门保障老年人权益的法律法规，也要将健康老龄化理念、主动适应老年人的理念融入其他各类法律规范中。老年人所享有的发展权，可以理解为老年人按照自己期望的方式生活的权利。
